城市发展基金总规模500亿元，首期资金100亿元已募资完毕，采用有限合伙制，其中国开金融出资50亿元，有关大型机构和社会投资人认购不低于50亿元，期限八年。

　　国开行力推的城市开发基金被外界看做地方平台融资的升级版本，此举针对地方融资平台资本金不足、城市开发缺乏长期规划的现实，借此建立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一揽子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这就是用市场化手段实践开发性金融理念。”前述人士表示。

平台贷款升级

　　城镇化被认为是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在。而目前承担最重要的城镇化建设职能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已在积聚。

　　根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0年8月底，各类商业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高达7.37万亿元，大部分是2009年的信贷狂潮以来涌出的，其中风险自不待言。银监会对此曾多次提示。

　　风险何来？主要是各地方融资平台存在出资不实、多以土地和财政应收款填充资本，过度依赖银行贷款，风险集中于银行。

　　地方融资平台最早为国开行当年以政策性银行身份和地方政府合作进行基础建设投资的“创新”。

　　2000年以后，城市开发、土地升值带来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地方政府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尝到了甜头，国开行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到了2006年，地方融资平台打包一系列项目从国开行获得“打捆贷款”的做法，因不够审慎而遭到了几大监管部门的联合叫停。

　　此后，国开行对相关贷款进行项目评审。

　　“开行介入平台公司最早，占了先机，所投大部分平台公司都有项目现金流做保障，即收益基本可以覆盖负债。”一位国开行人士表示。

　　根据银监会的统计口径，2009年底开行平台贷款占同期全部商业银行平台贷款的大约四分之一，国开行当年平台贷款是1.78万亿元，占国开行同期总贷款余额的一半以上。

　　当2009年中国再度掀起城镇化建设浪潮之时，商业银行群起涌入，竞争十分激烈，而国开行则开始了新的探索。即通过国开金融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与地方融资平台共同出资成立新的城市开发公司，主要从事土地一二级开发、城市经营性资产运营、产业投资以及PE投资等业务。

　　在一位国有大行投行部人士看来，以PE方式介入平台公司的模式，可谓一箭三雕，“既可以满足银监会‘做实平台公司’的要求，充实项目公司资本金；同时地方政府为加快发展，将平台公司打造成为优质上市公司的积极性很高；而且此类股权投资回报率比较稳定。”

城市开发新概念

　　“我们一方面是帮助政府实现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国开金融希望着眼于推动城市化进程，建立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建设未来城市，把所有可能接触到的最新理念、模式和技术都引进来，争取做到三十、五十年不落后，真正代表中国城市发展的方向。”一位国开金融人士表示。

　　过去中国的城市开发模式比较粗放，缺乏规划，社会冲突此起彼伏。对此，国开金融有关人士认为，规划先行最重要。“目前我们正在梳理中国城市化发展存在的所有问题，希望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眼界把当地的民生等问题真正解决好。”

　　国开行的城市发展基金将建立城市发展战略合作联盟，邀请城市发展政策研究、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招商、保障性住房建设、商业地产开发、教育医疗文化建设、民生发展、物业管理、物流运作等各环节的主流机构共同参与。

　　“国开金融的定位不是普通的开发商，不是先拆迁再安置，不会为了获取最大利益把百姓全赶走。”国开金融有关人士称，未来将按照规划，将邀请国内品质最好的开发商来盖最好的安居房，“要把我们的规划和目标给老百姓讲清楚，让他们可以分享这个区域长期发展和成长的收益，让老百姓和政府都满意。就如当初国开行支持沈阳铁西区的棚户区改造，就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城市发展基金的雏形是2010年3月，在北京成立的国开曹妃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由国开金融、唐山曹妃甸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共同出资。

　　这是国开金融与地方政府合资成立的第一家投资公司形式的城市开发平台。

　　目前，国开金融的城市发展基金模式已在陕西、河北、广西、吉林、四川、湖南、湖北等地区试点，分别着眼于地方特色开展了不同的城建开发模式。

　　如四川成都龙泉驿成立的中国首只城乡统筹基金、西安曲江开元城市开发基金、湖南长株潭开元“两型”城市发展基金等，吉林哈达湾老工业区搬迁改造项目等也已于近期启动，总规模均在百亿元以上。

　　这些城市发展基金将会选择当地优质项目进行股权投资，国开行也能提供相应的贷款支持。

　　“国开行选择试点的标准，是中央发展规划思路清晰、地方政府的主导能力比较强、和国开行理念一致的地区。”国开行副行长高坚告诉本刊记者。

风险再衡量

　　对于国开行的城市开发新模式，业内颇多疑惑，注资加贷款的模式是否会使得风险过于集中？

　　对此，国开金融内部人士回应称，目前城市开发基金投的这些项目，商业银行都闻风而至，抢着给贷款。

　　比如曹妃甸的公司一注册成立，当地最大国有商业银行就提出希望提供全额授信。

　　“我们不是投资现有问题重重的地方融资平台，而是和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合资成立新的公司，进行城市开发，风险和原来的平台公司是隔离的。”前述人士表示，在合资的新公司里，一般由地方政府控股，或双方股权五五开，资本金只占平台公司整个资金供应的20%—30%，甚至更少，城市发展基金其实用比较少的股权资本撬动了社会投资和银行贷款，“风险并不集中”。

　　在国开行有关人士看来，中国城镇化未来还有至少20年的发展空间，这一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国开行未来支持的主要领域。“当前在强调整顿融资平台的同时，也要考虑地方政府下一步如何发展。”高坚强调。

　　“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发展实践证明，如果一个机构甚至一个人，能够把自身的情感和努力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往往就会以最小的风险，获得最大的发展，也会得到最高的认可。”一位国开行人士如此转述国开行董事长陈元的观点。

　　不过，业内人士也提出，土地开发领域并非国有金融机构的长项，本身存在一定风险，而城镇项目的整体开发周期相对较长，都在七年以上，对地域、项目、周期的选择乃至合同的内容，都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要求，原本带有机关特征的国开行从组织结构到人员观念、机制设计上能否适应？而且土地开发这一敏感议题是否会引起新的争议？

　　“房地产能火30年吗？全球似乎也没有这样的先例。”一位从事房地产一级开发的业内资深人士表示。

　　“开行选择这个时机进入，是因为地产已在国家大力调控打压之下，保障房、房产税等各方面政策在完善，未来会趋于平稳。”一位国开金融人士称，国开行强调一流的市场化业绩，但并不惟利视图，确实有双重目标，即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服务于国家战略。国开行的实践证明，这条路是完全走得通的，关键看有无超前的战略眼光以及服务国家的信念和决心